亨利·梅休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伟人观察者、改革者、分类学家，他曾列出英格兰的各种犯罪类型。这份清单分为五大类、二十个子类，以及超过一百个不同的项目。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份清单很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其中完全缺乏我们现在所谓的“白领犯罪”。

当然，这类犯罪当时便已存在，而且十九世纪中也有过几桩挪用公款、伪造文书、作假帐、篡改字据，以及其他不法事情被揭发的知名案例。一八五零年，有个名叫华特·瓦兹的保险职员被抓到挪用了超过七万镑的公款，另外还有几件更重大的犯罪：例如李欧波·瑞佩斯在服务於大北方铁路公司期间伪造文书诈取了十五万英镑，以及贝蒙特·史密斯伪造政府债券诈取三十五万英镑。

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白领犯罪通常牵涉到钜额的金钱，却极难察觉，而且即使被逮到，处罚也极为宽大。然而梅林的犯罪分类清单却完全忽视这个类别。对梅林和他同时代大部分的人而言，他们坚信犯罪是“危险阶级”的产物，而且犯罪行为源自於贫穷、不公义、压迫，以及缺乏教育。当时这种想法简直是天经地义：不是犯罪阶级的人，就不可能犯罪。较佳阶级的人只不过是“违法”而已。而促成这种观念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上层阶级犯罪之态度的几种特有因素。

第一，在一个新的资本化社会，有数千名新崛起的商人，会计的诚信原则尚未完全确立，而且就一般认知上，种种会计学方法的易动性比今天更甚。即使是一个颇具良知的人，也可能会搞不清欺诈和“精明的生意手段”两者间有何不同。

第二，现在政府是所有西方资本化国家的守门人，但当时的政府却完全没有那麽警觉。个人年收入低於一百五十英镑的就免税，而大部分的公民都低於此限。至於那些要缴税的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可以轻易逃税；而且尽管人们抱怨政府的开支，但像现代公民那样发疯似地急於安排个人财务以尽可能避税的状况，当时还完全没个影子。（英格兰一八七零年的税赋总额只占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九，一九六一年则为百分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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