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钟，宋子衿博士准时来到了曾山的房中。他们相约一起去学校的专家楼看望一位来自沈阳的代表。

宋子衿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就像是刚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他一进门就向曾山抱怨，由于这些天忙于接站，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睡过安稳觉了。一百二十一位代表目前虽然只到了八十四位，但接待工作已经出现了空前的混乱。

子衿接着解释说，现在看来，纯粹依照代表的职称来安排接待规格，并非明智之举。这样会得罪那些学术界的耆宿。这些年来，学术界的变化很大，有些人不到三十岁便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而七十岁上下的退职副教授则大有人在。倘若兼顾年龄与职称，那么中年人则势必要作出相当大的牺牲。一般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无显赫的学术地位，又无相应的官职。事实上，这伙人并不那么容易打发。他们大都经历了“文革”残酷岁月的洗礼，看似憨厚朴讷，实则城府极深。

比如说，一位来自湖北襄樊的代表被安排在没有空调和浴室的招待所里，而他当年的学生、某社科院的副院长则偕同他的内眷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专家楼的套间。昨晚的预备会结束后，这个湖北佬忍气吞声地到他学生的住处洗澡，刚走进浴室，就因心脏病复发而晕倒了。别人将他弄醒后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却一迭声地说他想不通。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事。这次大会共有七十八位代表预先递交了论文，将这些论文统统拿到会议上去讨论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年，由于经费所限，学术会议的举办要看赞助厂家的脸色行事，难怪大伙心里都憋足了劲。在决定大会发言者名单时，贾兰坡教授也为此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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