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寝室一共住着八位女生。她们恰好来自八个不同的省份。开学后不久，张末就和一位名叫苏辛的女孩结下了最初的友谊。

这位教育局长的女儿自有她值得夸耀的家庭背景。她之所以对张末抱有好感，也许仅仅是因为她不愿意“与乡巴佬交往”。寝室里其余六个人都来自山区或农村，“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穷人多了，的确不是一件好事。”苏辛常常这样说。

但对张末而言，苏辛身上并非没有让她感到害怕的东西。她常常坐立不安，那是因为她患有经年不愈的痔疮。一到晚上，苏辛就躲到门后的墙角里，用高锰酸钾洗屁股。有一次，她竟然提出让张末帮助她将痔栓推进去，因为她自己实在不忍心下手。她趴在床上，叉开优美的双腿，反复叮咛她要多加小心，不要将它塞错了地方。在灯光下，张末手里捏着痔栓和推进器，感到心慌意乱，当她的手指接触到她丰满的臀部，看到那处亮汪汪的肉疣，浑身的肌肤突然一阵猛烈的抽搐。

当然，偶尔出现的这种令人难堪的场合，还不是最可怕的。张末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苏辛过于坦率的言谈。事实上，并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强迫她必须吐露她个人生活的隐秘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细节。

张末与她相识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获悉了她以及整个家庭的全部履历。其中包括她祖父在五十年代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农场，她父亲的脚气病，胰腺炎，哮喘，和肺气肿（张末不安地联想到，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又如何去领导一个教育系统？），她母亲所承包的企业以及企业所生产的节能灯具，她本人因受表叔的引诱，离家出走，一路来到了大连……她们两个人在彼此的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快得到了确定。张末承担了一个倾听者的全部使命，而苏辛需要的只是一刻不停的讲述，尽管她的每次讲述与上一次大相径庭。有一回，她向张末说起她们城里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死刑犯在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的途中，被医生摘走了一只肾。而第二次她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则说女囚被人挖走了眼珠。这种差异在苏辛看来并不重要，她似乎对讲述本身上了瘾，尤其是她故事中的那些污秽或恐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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