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说一百回故事，始于山东清河，终于千里之外的浙江湖州。到了末回，小说中唯一的痴情女子韩爱姐，一路怀抱月琴，由清河经徐州、淮安辗转千里来到湖州，割发毁目，出家为尼。故事的主要地点依托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临清，由运河这条暗线北至北京、辽东，南至淮安、扬州、南京、无锡、杭州、四川、湖广，至此，小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完整的明代经济与商贸地图。小说中的北方与南方，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相资为用。不仅如此，作者似乎故意模糊了南北方的界限，南北交汇混杂。地理如此，经济、商业如此，人物如此，风俗、器物、食货、方言、戏曲、游戏也莫不如此。这种虚实结合的构思，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明末社会由于商业的巨大发展、社会形态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而导致南北文化交相融汇的基本面貌，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全新的地理、人文和社会视野，展现了作者独辟蹊径的崭新叙事气度和格局，揭示出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及修辞方面的巨大野心。

南方，在《金瓶梅》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时尚符号。潘金莲虽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但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时尚中心，集中在南京、扬州至杭州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许还可以算上在明代经济地位极为特殊的淮安，以及丝绸业特别发达的湖州。不论是日常用度，还是器物工艺、文化潮流，《金瓶梅》中的南方，总是时尚、奢华与精美的代表。

孟玉楼那张众人羡艳的八步雕花大床，就是南京出产；春梅要替陈敬济找葛员外家女儿做娘子，这员外也是开缎子铺的，走苏杭南京，陪嫁自然是“南京床帐箱笼”。至于杭绢、湖丝、苏绣、川扇之属，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第七十四回，宋御史（乔年）在西门庆家偶然看到一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亦来自淮上。每逢生辰婚庆、迎来送往，在酒宴之上“筝排雁柱、歌按新腔”的戏子，也多是“海盐子弟”。他们所唱的戏文也多染南调，曲牌中也时常可以见到“驻马听”、“驻云飞”、“黄莺儿”一类的南方曲调。至于说到日常饮食，南方物产更是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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