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善无恶，本是佛家（特别是禅宗义理）的真髓所在。禅宗标榜明心见性，回复人的自性本体，渴望生命圆融无碍，勘破俗世的功名利禄、酒色财气等实体，以毕性命之事。所以，天目中峰将了悟“生死无常”看成是禅家的第一要务。当然，这并不是说禅宗要故意模糊世俗善恶的界限，而是将善和恶都看成是“执念”的两端。行恶固然是罪恶，执着于所谓的“善”，亦于性命了无干涉。简言之，让生命活泼的真机，从善恶是非的执限中超脱出来，达到本来无物的空寂与真如，从而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担负生命的自觉，才是禅宗的根本要义所在。

阳明心学于明代中期出现之后，“无善无恶”论不仅是阳明与门下弟子时常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成为后世阳明学在传承和流播过程中不时引发重大争论的关键所在。关于阳明学与佛教（禅宗）的关系，前文已有所论及，这里不再展开。若说无善无恶论，《传习录》中所记载的两次重要讨论，常常成为后代学者反复争辩的焦点——其一是阳明与弟子在花间除草时的问答，俗称 “花间草”；其二是阳明在丁亥远征思、田的前夕，与弟子钱德洪、王龙溪在天泉桥上的一段著名对话，世称“天泉证道”。除了《传习录》之外，王龙溪本人的《天泉证道记》对这段公案也有记载。

我们先来看看“花间草”。

弟子薛侃在花间除草，偶然发了一句感慨：“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阳明即开示他说，如果你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善恶，不过是从躯壳起念，一开始便错了。薛侃有点听不明白，王阳明便进一步开导他：“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薛侃反问道，如果这么说，岂不是无善无恶了？阳明回答说，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薛侃又问，佛教也主张无善无恶，这与“圣人之教”又有什么区别呢？阳明道：“佛事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薛侃便道：“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阳明道：“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薛侃似乎很为难，对老师的开示仍不得要领。他接着又问，如此不是作好作恶吗？阳明回答说：“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传习录》中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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