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济道：“老伙计，你不知道，我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俺丈母听信小人言语，驾我一篇是非。就算我㒲了人，人没㒲了我？好不好，我把这一屋子里老婆都刮剌了，到官也只是后丈母通奸，论个不应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儿休了，然后一纸状子告到官，再不，东京万寿门进一本，你家见收着我家许多金银箱笼，都是杨戬应没官赃物。好不好，把你这几间业房子都抄没了，老婆便当官办卖。我不图打鱼，只图混水耍子。会事的，把俺女婿收笼着，照旧看待，还是大家便益。”傅伙计见他话头儿来的不好，说道：“姐夫，你原来醉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话革起。”

——第八十六回

这是陈敬济酒后对傅伙计说的一番话。此时春梅已卖，金莲被隔，月娘反目。陈敬济在西门庆家寄篱多年，一腔激愤，终于借酒而尽出之也。前文已多次提及，《金瓶梅》在叙事修辞上，多有别开生面之创制，而其中最让人叹服的是人物话语叙事。通过人物对话来塑造人物，本来是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章回体）的一大特色，而在这方面，《金瓶梅》无疑是最为优秀的代表。

陈敬济这番话，堪称《金瓶梅》中人物话语描写的经典范例。

首先，这是一篇醉话，似有理而实无逻辑。拉拉杂杂，既无轻重，又没头脑，且不连贯，语多跌宕，对醉态的模拟极为生动，却又恰到好处。其中最妙的是连用两个“好不好”，将陈敬济说话时的样态、语调和口角都精确而逼真地刻画了出来。

其次，陈敬济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陈洪陈大宽作为当地的贪官，因杨戬一案的牵连而遭祸，遂打发敬济夫妇押运贪贿所得的金银箱笼，投奔丈人西门庆。前八十回中，陈敬济雌伏在西门庆巨大的阴影之下，伶俐乖巧，尚且有个人样，可西门庆一死，当他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他这一番话完全是想当然，少不更事，极不通情理，对于当时自己的处境和社会状况全无一点了解。殊不知，他在说这番话的同时，他们家最大的靠山杨戬已经瘐死狱中，他自己的父亲陈洪也已到了弥留之际，其母舅张团练是一个穷官。在这样一个荷尽菊残、自身难保的危境冷局之中，陈敬济为对抗吴月娘，仍在一味地说大话，既狂妄，又可笑。他说，即便将包括吴月娘、孟玉楼在内的西门遗孀都“刮剌”了，到官也不会问罪，这纯属黄口小儿的愚妄之言；他不仅要休人家女儿，“一纸状子告到官”，甚至还要去东京万寿门上本，口气之大，就像皇帝老儿是他们家佣人似的。用书中的话来概括，“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最可怕的是，他将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重大隐情——寄放在西门庆家的箱笼实为杨戬应没之赃物——向一个全不相干的伙计和盘托出，甚至流露出要将此事告官、拼个鱼死网破的意图。这也反映出陈敬济性格中极不冷静的一面。点香不成便要放火，稍遇挫折便要铤而走险，这是典型的“官二代”性格，其百无一用、志大才疏却又市井油滑的无赖嘴脸，被描摹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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