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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长大成人，很少再有人一本正经地鼓励我们要和善待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前提假定就是，我们应当在不受责骂的状态下如己所愿地自由生活，既不必恐惧他人的道德评判，也不应屈从于某一权威一时性起的意念。自由已经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政治品格，人们不会设想让国家承担起教化的责任，来告诉大家应当如何跟他人交往，或者把我们送去听听关于侠肝义胆和礼节礼貌的讲座。现代政治，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被一种所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

作为最早并且最清晰地倡导这种放任主义的人士之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其1859年的《论自由》中解释道：“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对任何成员在违背其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只能有一个正当的目的，那就是防止其对他人产生危害。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构成足够的理由。”

依据这一设想，国家不应当怀抱某种期望，想要去处理国民内心健全或者外表礼貌这样的问题，公民的个人小节不该受到评论或指责。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是，对小节的干预可能会将政府打造成一个保姆国家，在他们眼里，那是最应当加以讨伐、最令人厌恶的政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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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宗教一直怀有试图塑造他人的远大雄心，对于社会成员应当如何相处，宗教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念。

现可看一下犹太教的例子。犹太法典《密西拿》中的某些篇章与现代法律有着十分相似的内容，其中关于不偷盗、不违反合同、战争中不对敌人实施不成比例的报复，都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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