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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宗教启示来重新安排大学教育,不仅涉及课程体系的调整,而且同样关键的是,会包括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就其方法而言,基督教从一开始便受到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见解所引导,这就是我们太容易遗忘。可惜的是,这一见解在负责世俗教育的人那里,从来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基督教的神学家们知道,我们的心灵受困于古希腊哲学家所谓自制缺失,这是指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交织状态,即虽然知道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却又持续地不愿意行动,不管是因为意志薄弱还是因为心不在焉。我们一方面拥有智慧,另一方面却缺乏恰当的力量在生活中实施这一智慧。基督教把大脑描绘成一个懒散而又易变的器官,它很容易留下印象,但又永远在改变自己的关注焦点,并且永远在抛弃自己的原先承诺。有鉴于此,基督教提出,教育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如何去对抗无知(世俗教育家们即主张对抗无知),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去对抗自身的惰性,此即不愿意身体力行我们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充分认同的想法。基督教赞同西塞罗的劝导,说公共演说家应当拥有三重能力:证明、娱乐、说服,此外,它也追随希腊诡辩学派的观点,坚信所有的课程都应当既诉诸理性,又诉诸感情。总没有理由让震古烁今、颠倒众生的思想在含混不清的瓮声瓮气中表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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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俗大学教育的辩护者很少担忧过“自制缺失”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些概念哪怕只在二十岁时听过一两次,哪怕已经过了五十年的金融或市场调查生涯,而且哪怕这些概念当年是由讲课者站在空洞的房间里以单调的声音说出来的,人们还是会完完全全地受到这些概念的影响。根据这一看法,观点可以从脑袋中流淌出来,其随意的样子很像倒拿的手提包倒出东西一样,或者,观点可以像说明书一样平铺直叙了无修饰地表达出来,一点也不会伤及相关精神活动的总体目标。自从柏拉图攻击希腊诡辩学派更关注说得动听、反倒不关注诚实思考之后,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固执地质疑口头的和笔头的滔滔雄辩,他们相信口若悬河的教师会用甜言蜜语别有用心地掩盖其不可告人或者乏善可陈的想法。以何种方式来传达一个想法被认为无足轻重,至少它排在该想法本身的质量之后。因此,现代大学没有特别重视演说才能,倒是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重视真理本身而不是表达技巧,足以保证真理得到成功而且持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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