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作场所最显著的特征与计算机、自动化或全球化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在于一种普遍的信念，即我们的工作应该让我们快乐。此前所有的社会都将工作置于核心地位；我们的社会首次提出，工作不仅仅是惩罚或忏悔，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我们的社会首次表明，一个心智健全之人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也会从事工作。我们的社会与以往的社会不同，还在于我们通过对工作的选择来定义自身，因此当我们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问他的核心问题不是他来自哪里，他的父母是谁，而是他们是干什么的——好像唯有这点才能够准确地揭示人生最明确的特征。

关于工作的看法并非一直如此。希腊罗马文明视工作为苦差，最好交由奴隶完成。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生的成就感唯有掌握一笔私人收入才能实现，他们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的劳作，从而自由地投身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企业家和商人在古代对幸福生活的定义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基督教也视工作为苦，不仅认为工作实际上是必须的负担，而且提出一种更加灰暗的观点，即人类被罚辛苦劳作，是为了弥补亚当之罪。工作条件，无论多差，都不可提高。工作之苦，绝非偶然。这种观点是人类社会早期苦难不可避免思想的依据之一。圣奥古斯丁要奴隶服从主人，接受他们的痛苦，视其为他在《上帝之城》中所称的“人类生存之苦”。

现代社会对工作持更为乐观态度的转折点，最初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从关于当时艺术家的传记中更能体现出这一点。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等人的生活描述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思想，与我们今天对理想工作的定义非常相似：工作是通往真诚和荣耀之路。艺术工作不仅不是负担和惩罚，而且能够让我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局限。我们可以在一张纸上，在一张画布上表达自己的才能，采用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永远不会用到的方式。当然，这种新的观点仅仅适用于艺术家精英们（还没有人想过要告诉一个仆人，工作可以开发他的真正自我——这一观点有待现代管理理论去发掘），但它却被所有后人奉为圭臬，用来定义通过工作获得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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