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因为大家都猜想，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他们的某些事情，别人就不会爱他们了。我们之所以需要有隐私，那是因为我们担心，一旦人们了解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变得不受欢迎。难怪托词偶尔会引起担忧，生怕泄露了天机，就好比梦见我们一丝不挂地站在大街上，或者在旅客拥挤的机场，我们的手提箱在行李传送带上打开了。

诸如此类的夜间恐惧使我们重新体验了儿童时代的赤裸感。孩子不会保守秘密。成年人比孩子们聪明，他们善于发现秘密。所以，那种将一个人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使得父母在孩子面前产生了优越感。然而，对透明的担忧，即担心另一个人会发现我们的秘密而不给我们任何选择的机会，正渐渐为这样的假定所征服：透露不透露秘密全在我们自己；我们比别人更了解自己。

然而，在心理学家面前，这种假定很可能失去作用，透明感又会重新回来。我们想象心理学家不问便知的东西当然是我们最危险的秘密（对我们能否得到爱的机会而言）。我们担心的不是心理学家了解那些秘密，而是他们据此做出的判断。他们对我们的原罪的判断不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于是我们便又得重新回到孩提时代，鬼鬼祟祟地去偷吃最喜欢的糖果，结果却在走廊上碰见了自己的妈妈，并由此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做的事妈妈都知道。

我看到伊莎贝尔在写日记时心里感到不舒服，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写日记者与心理学家具有相同的象征性地位。他们嘴里不说，心里都很明白。个人秘密一旦被他们了解，那是够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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