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对于搞义和团研究的人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即谢幕。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所见过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地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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