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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