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胡也频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离开了高中,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还似乎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长信,我们在报刊上读过,现在收在《鲁迅全集》中。因此,面孔虽然陌生,但神交却已很久。这样一来,大家处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课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老老实实地讲书,认真小心地改学生的作文。他也讲文艺理论,却不是弗里茨,而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我就利用这个自由写了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从小学经过初中到高中前半,写的都是文言文;现在一旦改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应。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话旧小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自己动手写白话文,颇为得心应手,仿佛从来就写白话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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