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人当政的时期。袁世凯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练兵之后，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确武人面目更多一些。虽然当政之后，袁世凯有心完成从军人政治向文治的转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锅，死后，他所不乐见的“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局面自然无可避免。

从大形势上讲，武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乱治交替的中国政治周期中，乱世的难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和德国，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晚清以来，兴办新军，派人留学日本以及开办军校讲武堂的结果，一大批受过新式训练和教育的军人，成为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挎东洋刀的人中，也混杂了一些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但这一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大人物，多数都是军事现代化的产儿。

在所谓北洋团体中，主要军官，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最土的冯玉祥，也是新军出身，进过学兵连的。各省军阀，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云南的唐继尧，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至于他们的部下，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训练和教育，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辛亥的时候动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场仗，武汉三镇，攻下来两个，就收兵谈判了。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蔡锷的护国之役，更多是政治战，护国军斩获不大，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从后来看，所谓的护国战争，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多少带有游戏性质，被外国人讥讽为，主要靠烟土和银元在打。拥有大军的军阀们，作战威力实在有限，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绑了票，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这一时期，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比如冯玉祥、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总而言之，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新式军队还没有学会怎样打仗，也无心打仗，他们手里的枪，只是催税的工具。即使是内战，也得到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人自己打起来了之后，才一天天像模像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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