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开始人们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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