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组织者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义和团运动之后,“文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上层的压力,跟下层的感觉,其实有共同之处。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同时在推行运动之时,力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情,以自己所谓的文明行为争取同情,尽量不开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反而自动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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