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意图，至少这种意图，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毕竟，写日记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盖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还是能找到些真东西的。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在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如果不是积极参与的话，至少也不会反对。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对运动，运动也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人们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这四位教授的教授，总能联想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还没那么大的名气，正在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都相当关心，而且往往对国内政府不满。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奋过一次。此番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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