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势如破竹地从岳州打到衡阳，几乎纵贯整个湖南，把桂军打得退出了湖南，把湘军给打残了，然后就罢兵休战。就地整军经武，壮大力量，而且迭发怪论。表面的原因是段祺瑞的偏心，不按功行赏，把湖南督军给了那个一向为吴佩孚看不起的草包张敬尧。对于曹锟来说，则是许诺给的副总统，若有若无，最后居然泡了汤。但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于北洋集团第二代崛起。出于战争的缘故，第二代早早出头，建功立业，因此形成新老代际之间的对立和挑战。机缘凑巧，由于段政府的对南方作战，被人称为后直系的曹锟，给了作为第二代冒尖人物吴佩孚一个机会，一个坐大的机会，而且，出于曹锟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吴佩孚之后，一直对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优容。于是，代际之间的争夺，就变成传统的以地域为分别的派系之争，或者说以地域派系之争为表现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吴佩孚，还有独立的冯玉祥，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的孙传芳，江苏督军下面的齐燮元，奉系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都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比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战争实际的主宰者。比较起来，1918年的吴佩孚，已经45岁了。按辈分，他属于北洋第二代，但论年龄，他跟第一代相差无几。用给他做传的章君榖的话来说，因为吴佩孚在新军当兵的时候，错失了一次直接进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结果反而居于一向被称为傻子的曹锟之下。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自辛亥以来，中国国内的内战，往往是呈现一种“假打”的状态，战争的胜负，似乎跟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无关。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敢于公然取攻势，比如像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败不可。只要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弱者就是可以打败强者。北洋系第二代不满第一代的专横、颟顸，挑战的方式，首先也是占据舆论的制高点。要占据这个制高点，在南北内战的当口，就是呼吁和平。在吴佩孚之前，已经有冯玉祥武穴罢兵，用的就是这一招。可惜，当时冯玉祥的资本不够，实力也不足，半途而废。接下来，轮到比较有资本和比较有实力的吴佩孚了。他提出的休战借口，依然是呼吁和平。如果说，冯玉祥呼吁和平的背后，有陆建章的运作，也有他个人的野心，那么，吴佩孚的和平呼吁，则有对段祺瑞的不平，同样也有他个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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