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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