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光复以后不久，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奉命调往别处。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接管了县城，设立了党部。不久，来了几位迟到的接收特派员。一个被日军占领多年，早已抢掠得民不聊生，彻底贫穷的县城，除了人口，其实已没任何值得接收的了。

但他们总是要做出点儿政绩的，于是“肃奸”、“除奸”。

真正的汉奸早就被武工队除掉了，伪军也被八路军及时解决了。

他们收集了一些不经核实的情况，将王文琪逮捕，匆匆秀了个审讯的过程，贴出告示，要将王文琪枪决。

一些村子里的农民不明真相，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但对于全县城里的人，王文琪是大恩人。结果在县城里引起众怒，许许多多人欲要砸国民党党部。这引起了有责任感的国民党人士的过问，一了解，事实相反，勒令将王文琪释放了。

几天后，王文琪从当地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罗队长护送到八路军的队伍里去了。不仅王文琪消失了，武工队也消失了，韩成贵那样一些地下抗日时期的“内部人”一同消失了，连韩柱儿都跟他们走了。

又不久，内战开始。

到1951年，王文琪脱下军装回到家乡，被任命为县中学校长。那所县中学的前身，便是当年的县女中，校址依旧在原址。韩柱儿也转业了，改名韩铸，成为土改工作组的一名骨干。因为他父亲是烈士，尽管他脾气不好，也喜欢独断专行，上下左右的同志们都尽量包涵之。罗队长在内战中牺牲了。韩成贵随大军南下，在福建某县当上了副县长。

关于王文琪家的成分，土改工作组中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既然他当年曾将地契烧了，并且自行将土地分给了乡亲们，自己一亩都没留，无论如何不该定为地主。根据他父亲在世时对农民们挺好这一事实，定为“开明乡绅”比较恰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工作组定农村人们的成分，主要是以土地多少为原则的。有多少土地定什么成分，上级是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的。在文件中，并无所谓“开明乡绅”的条目。县一级工作组无权自作主张，那是要犯错误的。非定什么“开明乡绅”，须打报告请示上级。等上级批复下来，肯定是旷日持久的事。而且，未必就是同意的批复。至于王文琪烧地契，分土地，那种个人行为固然可嘉，但并不能代表新中国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政府行为，实属无效，不应影响土改工作组划分阶级成分的原则。在后一部分人中，韩铸是态度最为坚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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