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祖上三代都是上海人。三代以上，听说父系在浙江嘉兴，而嘉兴紧邻上海，就在上海的门口。我的祖父早亡，我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过他。我见到的祖母，是一个盘发髻、裹小脚的农村老太太，这是江浙沪一带老辈农妇的典型形象。到了我的姑母这一辈，就基本上不裹小脚，也很少盘发髻了。我有两个伯父、一个姑母。姑母也是农妇，她和祖母都住在上海县一个叫周沈巷的村子里，离徐家汇不远，随着都市的迅速扩展，它早已不复存在。顾名思义，周姓在周沈巷是大姓，那么，那里应该是我的父系离开嘉兴后的定居之地吧。

长兄如父，因为抚养之恩，父亲对大伯父怀有很深的感情，走动得最勤。但是，我比较怕大伯父，他不苟言笑，总是很严厉的样子。解放前夕，他靠做工积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小印刷厂，阴差阳错地成了资本家，父亲常替他感到冤枉。我记得那个厂的情景，大伯父一家人住在闸北区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旁边搭了个棚屋，就算是厂房了，有三架陈旧的印刷机和三个工人。公私合营后，工厂合并，印刷机尚未搬走，有一回，我的堂兄偷玩机器，差点儿被轧掉手指。那天父亲恰好带我去串门，我看见堂兄突然从棚屋里冲出来，脸色煞白，一只手紧捏另一只手，鲜血从指缝间流出，使我佩服的是他竟没有哭。

堂兄金德比我大五六岁，小男孩崇拜大男孩，我也是如此。他很早就戴了一副眼镜，这是我佩服他的又一个理由，觉得他很有学问。我考入北京大学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正临毕业，我们曾频繁地通了一阵信。他的信总是很厚，描绘大学生分配前夕的勾心斗角和复杂心态，讽刺味很浓，我誉之为果戈理笔法。后来，与郭世英的交往和惊心动魄的X事件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给他写信就少了，向他宣布：“生活尚且应付不过来，哪有工夫去回忆。”这使他十分惊讶，断言一个低年级大学生不可能有如此纷繁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很快变得十分郁闷，不再有兴致通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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