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00～11:00

蔡德贵：董老师的批语是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他布置作文，“随便写来”四个字，不出作文题，是吗？

季羡林：就是他的，不出题。

蔡德贵：您用《随便写来》写过文章？

季羡林：对。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您的文章还记得吗？

季羡林：记不得了，反正写啦，用《随便写来》做题。董秋芳是这样子，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后来从事写作，与他的影响有关。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学英文的，翻译了一本叫《争自由的波浪》，从英文翻译成汉文。那时候，有一个习惯，他本来也不是中文系的，后来我自己也当国文教员，也不是中文系的。就是人家只要认为他是作家，就可以教中文的。这就是当时的规律。董秋芳就是作家，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翻译的《争自由的波浪》。

蔡德贵：您自己有创作的。

季羡林：我创作的。

蔡德贵：有散文，也有小说。

季羡林：对。董秋芳那时候，我记得他讲这个《苦闷的象征》，日本那个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是讲文艺理论的。内容大概是，主要就是，文学作品的根本来源就是苦。过去也有这种说法的，中国不是也讲吗，“诗必穷而后工”，你不穷啊，老是做官发财，诗写不好。

蔡德贵：实际上是悲剧更有生命力，是吗？

季羡林：嗯。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一生飞黄腾达，写不出好诗。这里边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国，还有个说法，“欢愉之辞难工”，欢悦的情绪不能写好（文章）。这话恐怕是对的。因为一个人没有激情，写不出好文章。我一向主张，写科研论文，没有真见解，不要下笔。写抒情的文章，没有真的感情，也不要下笔。下笔也没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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