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说:“如果你看待道德的态度同你看待历史差不多,我很想知道你对我这样慈悲是什么动机?”
“小朋友,这是我讲道的最后一部分,暂时保留;等到一提出来,咱们今天就不分手了,”教士因为狡计成功,回答得很俏皮。
“好,那就请你谈谈道德吧,”吕西安说着,私下想:“让我来逗他表演一番。”
教士说:“小朋友,道德是从法律开始的。如果单纯是宗教问题,法律根本没用,宗教情绪强的民族没有几条法律。在民法之上还有政治法。你知道在政治家心目中,你们十九世纪的门楣上写的是什么?一七九三年,法国人把平民的主权说做高于一切,结果产生一个专制的皇帝。这是你们民族的历史。至于私生活,塔里安太太和菩哈南太太行事并没有分别。拿破仑娶了菩哈南太太做皇后,却从来不愿接见塔里安太太,虽然她是公主。拿破仑在一七九三年是革命党,一八○四年戴上铁铸的皇冠。一七九二年时高呼不平等毋宁死的健将,从一八○六年起制造一个新兴的贵族阶级,后来路易十八也承认了。如今高高在上,住在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在国外的行事更要不得:有的放高利贷,有的做买卖,有的做小肉饼,有的做厨子,做农夫,做牧羊人。可见在法国,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道德方面,每个人走到终点都推翻他的出发点,不是用行为推翻主张,便是用主张推翻行为。政府也罢,个人也罢,根本谈不上逻辑。因此你们早已没有道德了。如今在你们国内,成功是至高无上的理由,可以替所有的行为辩护,不管哪一种。事实本身毫无作用,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实的观念。从这一点上,小朋友,我们得出第二条规则,就是:外表要好看!藏起你生活的内幕,只拿出灿烂的一角。行事机密是野心家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是我们一派教会的规则,你得牢牢记住。大人先生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不过是暗地里干的,他们平时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先生。小百姓在暗地里发挥美德,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他们的倒楣事儿,所以被人轻蔑。你藏起你高尚的品质,叫人看到你的疮口。你公然爱上一个女戏子,和她同居;这是你们俩的自由,没人好责备;不过你同公众的意见对立,不服从社会的规则,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要是不把高拉莉从加缪索手中抢过来,不给人知道你同她的关系,你就能娶到特·巴日东太太,一跃而为安古兰末的州长,特·吕庞泼莱侯爵。你何不改变一下行事,把你的美貌,风度,才智,诗意,统统摆在外面呢?要干不清不白的勾当,至少关着门偷偷的干,那就没人说你玷污这个社会大舞台上的布景了。这个办法,拿破仑叫做躲在家里洗脏衣服。从这第二条规则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形式最重要。我所谓形式是什么意思,千万要弄清楚。有些无知无识的人为饥寒所迫,抢一笔钱,便成为刑事犯,不能不向法律负责。一个可怜的天才发明一样东西,办成企业可以发大财;你借给他三千法郎(按照那两个戈安得拿到你的三千法郎票据,盘剥你妹夫的办法),你尽量难为他,逼他出让发明的一部或全部,那你只对你的良心负责,你的良心可决不会送你上重罪法庭。反对社会现状的人把这两种行为做对比,痛骂法律,代大众抱不平,指责法院不该把半夜里越墙偷鸡的贼送去做苦役,而一个诈欺破产,害许多人倾家的人,只监禁几个月。可是那些伪君子心里明白,法官把窃贼判罪是维持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壁垒,那壁垒是推翻不得的,否则社会就要解体;不比闹破产的商人,夺遗产的能手,为了自肥而扼杀一项企业的银行家,不过把财产换个地方罢了。所以,孩子,社会为它本身的利益,不能不在形式上有所区别,正如我为着你的利益劝你有所区别一样。最要紧是把自己看做和整个社会一样高。拿破仑,黎希留,梅提契家族,都自认为和他们的时代并驾齐驱。想不到你对自己的估价只有一万两千法郎!……你的社会不再崇拜真正的上帝,只崇拜金牛了!那是你们的大宪章制定的宗教,在政治上只看你的产业。那不是鼓励所有的人民做富翁吗?……等到你用合法的形式挣到一笔财产,成了富翁,做了特·吕庞泼莱侯爵,你就好奢侈一下,讲节操了。那时你尽可自命为高尚,清白,没有人敢反驳你,即使你挣家业的时候做过不高尚不清白的事,——当然我不劝你这样做。”教士说到这里,拿起吕西安的手拍了拍。“你长得一表堂堂,脑袋里应当装些什么进去呢?……只要记住一点:定下一个辉煌灿烂的目标,藏起你的手段和步骤。你过去的行动完全像小孩儿,你应当做大人,做猎人,暗暗的躲在一边,埋伏在巴黎的交际场中,等鸟兽,等机会,别爱惜你的人格,别爱惜你的所谓尊严;因为我们大家都服从一样东西,不是服从嗜好,便是服从迫切的需要,可是必须遵守一条最高的原则,就是严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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