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记得弗利谷多的名字,他的铺子可以说是解决饥饿,救济贫穷的庙堂。王政复辟最初十二年间住过拉丁区的大学生,很少不是弗利谷多的老主顾。晚饭一共三道菜,加上一壶葡萄酒或者一瓶啤酒,定价十八铜子,多付四个铜子就能有整瓶的酒。同行的招贴上印着“面包尽量”几个大字,就是说不怕客人“过量”;这种营业方针使那位照顾青年的老板不曾发大财。好些显赫的要人都经过弗利谷多哺育。在索蓬纳广场和黎希留新街的拐角儿上,不少名流一看见装着小格子的玻璃门面,心中便浮起许许多多无法形容的回忆,觉得意味深长。七月革命以前,弗利谷多的儿子孙子从来没改动门面,玻璃老是那暗黄的色调,一派古老稳重的气息表示他们不喜欢招揽顾客的外表。现在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拿中看不中吃的玩艺儿做广告,橱窗里陈列的有扎成标本一般,根本不预备烧烤的野味;有稀奇古怪的鱼,正如唱滑稽的说的“我瞧见一条出色的鲤鱼,要买也不妨等上十天八天”;还有名为时鲜而早已落市的蔬果,摆得五花八门,给士兵和他们的乡亲看着取乐。老实的弗利谷多不来这一套,只用一再修补的生菜盆装满煮熟的李子,叫顾客看了眼睛舒服,知道别家饭店在招贴上大吹特吹的“饭后点心”,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六斤重的面包切成四段,保证“面包尽量”的诺言。这就算铺子的排场了。主人的姓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早生两百年,莫里哀准会替他扬名。弗利谷多饭店至今犹存,只要大学生想活下去,那铺子一定能开下去。大家在那儿照常吃饭,东西既不多,也不少;吃的时候也像工作的时候一样,心情或者阴沉,或者开朗,看各人的性格和情形而定。那有名的铺子当时有两间又长、又窄、又矮的餐厅,凑成一个直角,一间面对索蓬纳广场,一间面对黎希留新街。桌子特别长,颇有修道院风味,不知从哪个修院饭厅搬来的,刀叉旁边的饭巾套着湛亮的白铁箍,刻着号码。在老弗利谷多手里,桌布每逢星期日更换一次,据说后来弗利谷多的儿子改做一星期换两次,因为同行竞争,老店受到威胁。这铺子好比一个工具齐备的工场,而不是豪华富丽,大开筵席的礼厅,客人吃完就走。店里忙得很,侍应的人来来去去,从来不闲着,大伙儿都在干活,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菜的品种不多。马铃薯终年不断,爱尔兰一个马铃薯没有了,到处绝迹了,弗利谷多照样供应:三十年来始终煎得黄黄的,像提香喜欢用的那个色调,上面散着细末子的菜叶,面目不变,叫唯恐衰老的妇女看了眼红,一八一四年看到的马铃薯,你到一八四○年再去看,保证没有分别。店里的羊排和里脊牛排,相当于万利酒家的松鸡和鲟鱼片,算是了不起的名菜,需要早上预定。母牛肉不少,小牛肉很多,做成各种新鲜花样。大批的鳕鱼和青花鱼在大西洋沿岸一出现,弗利谷多铺子就大批涌到。一切都跟蔬菜的交替和法国时令的变化息息相关,你在那里知道的事都是有钱的,有闲的,不关心自然界顺序的人从来想不到的。拉丁区的大学生在弗利谷多饭店里知道的季节最正确:他知道什么时候大豆和豌豆丰收,什么时候白菜在中央菜场泛滥,哪种生菜货源充足,萝卜是不是歉收。民间向来有种无稽之谈,说牛排的供应和马的死亡率有关;吕西安住进拉丁区的时节又在流行这样的话。像弗利谷多铺子里那种动人的景象,巴黎很少饭店看得见。那儿有的是青年人的朝气,信心,不怕穷苦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当然,表情激烈,严肃,又阴沉又骚动的脸不是没有。大家穿著很随便。熟客一朝衣冠端整的上门,立刻有人注意。谁都知道那不是去会情人,便是上戏院或者到上流社会去交际。据说后来成为名流的几个大学生,当初就在那饭店里订交的,你们看下文就知道。除了一般为着同乡关系,在桌子尽头坐在一处的青年之外,吃饭的人大都一本正经,难得眉开眼笑,或许因为喝的是淡酒,兴致不高。弗利谷多的老主顾可能还记得某些神态抑郁,莫测高深的人,身上仿佛裹着贫穷的冷雾,吃了两年饭,忽然像幽灵似的不见了,便是最爱管闲事的熟客也摸不清他们的底细。至于在弗利谷多铺子交了朋友的人,往往到邻近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又浓又甜的杂合酒,或者来一盅搀烈酒的咖啡,借着暖烘烘的酒意巩固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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