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多跟着他走出来，说道：“哎啊！孩子，别急躁，人本来是我们的工具，你把人看做工具就行啦。你想报复吗？”

诗人回答：“非报复不可。”

“拿当的作品明天要发行第二版，刚才道利阿给我这本样书，你再去看一遍，赶出一篇稿子来把它打下去。凡尔奴最讨厌拿当，认为拿当走红会妨碍他将来的作品。心胸狭窄的人有一种古怪的想法，仿佛太阳下容不得两件作品成名。凡尔奴替一家大报工作，准会拿你的稿子去发表。”

吕西安道：“可是作品挺好，怎么能说它不好呢？”

罗斯多笑道：“啊！亲爱的，你该学学你的手艺。哪怕这部书是杰作，在你笔下也得变成荒唐的，危险的，不健康的。”

“用什么办法呢？”

“把优点说成缺点就行。”

“我没有这本领。”

“朋友，新闻记者好比走绳索的，吃这行饭的难处，你要想办法适应。我脾气痛快，让我来告诉你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对付。你仔细听着，老弟！开头你认为作品很好，尽可以老老实实发表你的意见。群众心上想：这个批评家不嫉妒人，想必是大公无私的了。从此他们以为你说的是良心话。你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就用遗憾的口吻指责某种体系，那是这一类的书必然要把法国文学带进去的。全世界的思想不是受法国支配吗？你不妨这样说。至此为止，法国作家凭着有力的风格，表达思想的独特的方式，几百年来使欧洲走着分析的和哲学思考的路。说到这里，为了讨好布尔乔亚，你歌颂一下服尔德，卢梭，狄特洛，孟德斯鸠，蒲丰。你给大家解释，法国语言多么尖刻，是涂在思想外面的一层油漆。接着搬出一套公理来，比如说法国的大作家必然是个伟人啊，语言使作家不能不多用思想啊，别的国家并不如此啊。然后提出证明，拿冷嘲热讽的德国道德学家拉培纳同我们的拉勃吕依埃做比较。提到一个陌生的外国作家，最能抬高批评家的声望。康德就被戈尚当作台阶。问题转到了这方面，你可以造出一个名词，一方面总括，一方面让一般傻瓜懂得，咱们上一世纪的天才的体系，把他们的文学叫做观念文学。你用这个做幌子，搬出一切过世的名人压在现代作家头上。你指出今日的新文学滥用对话（最容易的一种体裁），滥用描写，代替思想。你做一个对比：服尔德，狄特洛，斯忒恩，勒萨日的小说，内容何等充实，何等深刻；现代作品却样样靠形象来表现，在华尔特·司各特笔下尤其夸张。这样的品种，只有首创的人站得住。华尔特·司各特派的小说是一个品种，不是一个体系，你不妨这样说。你痛骂一顿这个该死的品种，说它分解思想，破坏思想，替各式各样的人大开方便之门，谁都可以利用这个形式投机取巧，成为作家。最后替这一派起个名字，叫做形象文学。你把这套理论应用在拿当身上，指出他的才华只是浮表的，实际是模仿别人。他书中没有十八世纪的紧凑雄伟的风格，他用事故代替情感。然而动作并非生活，画面并非思想：这种话说出去，群众自会附和。拿当的作品虽然有它的长处，在你眼里是有害的，危险的，替群众打开了光荣的庙堂，势必叫大批小作家争着仿效，学这个方便的文体。于是你慷慨激昂，慨叹格调的卑下，借此对埃蒂安纳，儒依，蒂梭，高斯，丢伐，奚埃，朋雅明·公斯当，埃尼昂，巴乌-劳米安，维勒曼，拿破仑派进步党的头目，凡尔奴的报纸的后台，恭维一阵。你说这个光荣的队伍不怕浪漫派的狂潮冲击，坚持观念和风格，抵抗形象和废话，继承服尔德的传统，反对英国派德国派，正如十七位左翼议员为了国家的利益，同右翼的极端分子斗争。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拥护左翼的反对党，崇拜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物；所以你用他们的名字做护身符，很容易压倒拿当。他的作品虽然很美，却不应该把毫无思想内容的文学带到法国来占据地盘。说到这里，问题就不在于拿当，也不在于他的书，而在于法兰西的威望了，你明白没有？正直勇敢的作家应当坚决反对这些外国东西进口。这句话是奉承读者。依你看来，法国人机警得很，决不轻易受人暗算。尽管出版商凭着一些我们不愿深究的理由，弄神捣鬼，靠这部书捞了一笔钱，真正的群众很快会发觉，四五百个冲在前面的傻瓜是完全错误的。出版商能销完一版是侥幸，印第二版是胆大妄为，想不到如此精明的一个书店老板竟不懂得同胞的心理。以上是你文章的骨干。你一边说理一边加些风趣的穿插，放些酸醋，烧热锅子，要不把道利阿烤焦才怪！临到结束，别忘了对拿当流露一些惋惜的意思，说他要不走这条路，准能替当代文学产生美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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