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完成于1981年，距今已33年了，现在是初次出版。虽有种种缺憾，我决定不做修改，保持其原貌。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苏联当代哲学。在学习期间，我经常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也读了一些苏联出版的哲学书籍，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不过，我很不喜欢苏联哲学家们依然太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那种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因此，第三学年写硕士论文时，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我以前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也算是了却一个宿愿。

现在重读这篇论文，我不免感到惭愧。主要缺点有三。其一，资料准备不足。全书相当单一地以马克思著作为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下了一点功夫，而对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人性理论，当时的我仅是一知半解。尤其是西方当代的学说和观点，我基本上是从苏联学者的批判和别的第二手资料中得到一星半点的了解。其二，立论中的独断论倾向。这尤其表现在对除马克思之外的西方哲学家的评论上，即使有所肯定，也都要加上批判的尾巴。其三，文风干涩。有太多的引经据典，太多的逻辑推理，因此在现在的我看来，仍是有太多的废话。

也许可以把这些缺点看作那个时代刻下的痕迹。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一方面，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本还相当少，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当时对尼采的了解仅限于读到某些书本中摘译或引用的片断。另一方面，在国内理论界——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那时候的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占据着主流地位。我虽然有意要从这种理解中突围，为此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但实际上也就受着当时那种话语模式的支配，即设定一个绝对真理，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终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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