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有人反过来说，这种危险其实成就了这些才气乱冒者，让他们写出传世的诗文，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受难的当口，当事人似乎没有这样自觉的受虐意识，几乎没有不想早点摆脱苦难、过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国文坛上，苏轼几乎就是才华的同义词。虽然文人琴棋书画都要弄一点，但在诗、词、书、画上都有成就的却并不算多。就当时而言，苏轼在歌伎舞儿中大红大紫，哪个不唱苏子瞻的词？如果有幸运儿得到品题，自会身价百倍，缠头不知要多得多少。苏轼的诗词歌赋值钱，书画也宝贝，当时就能拿来换钱换物。有个朋友嗜羊肉，一馋了就找个借口到苏轼那里骗幅字，去换上几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华横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点多嘴的毛病。在政坛，则表现为对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议”乃至“横议”，令当局者满是不痛快。苏轼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后，发福得紧，肚子很大，据说里面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此公为官一生，始终不知道“站队”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总有话说。朝廷不变法他不满，变了法他更不满（等到反对变法的一派上台，尽废新法，他还是不满意，当然这是后话了），摊上文字狱，委实也是“罪”有应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了十年。这个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其是非功过，史家仍在聚讼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变法本意就是强化行政干预的力度，因此给了官吏们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实行过程中，老百姓就不大可能欢天喜地。这一年，苏轼由杭州调任湖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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