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辑里都是些小文章。

不仅小，而且零散。

所以敢于把这些小文章凑到一起，首先要蒙此书责编给我勇气，同时觉得这也能呈现出我另一种写作。这样的写作与我执意要从事的那种文学写作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只有这些写作和我真正的写作放在一起，才会真实呈现出我全部的写作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接近生活常态下的我。至今为止我只写了四五本书，但突然因一本小说而得了响亮的名声。于是，各种关于文章的约请便多起来了，各方各面的人会来请你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看法。其实，这些事情中的很多自己并不了解，即使有所了解也是些很皮相的知识，一些很肤浅的看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拒绝。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候，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比率上我都能成功拒绝。

但是，事情总有例外，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拒绝，所有时候都能成功拒绝。道理很简单。你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人，特别懂得蘑菇战术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上，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说总和有些夸张，但每个人都是一个结点，都是一群人的聚合处。领导、朋友、很远的亲戚、帮过你忙的人、同事、邻居、同学和同行，等等，等等，比如，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于是，有些文章就是为人情而不得不写的了。

这一辑文章里写作的原因，都是以上这些关系的结果。比如为给我出书的出版社诞辰日贺喜；比如为某个发过你书评的编辑写一篇应急的书评；比如因为曾经的贪杯喝了人家的酒而写一点什么酒文化；比如一个多年的朋友写了书，一定要请你写序；一个作家朋友跳到某报去当了部门主任，要作一个漂亮的亮相，便第一次公款请了一干旧相识，请大家支持捧场，于是，大家当然只好欣然应允，或作欣然应允状。问题是，我这个人有点固执，做着这些并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情时，心里总还守着一条底线。这条底线便是这个社会的良心所公认的那些最起码的标准。如果不能直言其不够好的东西，但在说好话的时候，也只说确乎让我们看到的好的那一面。而且，不拔高，不无原则的吹捧。现在的文人，在有钱有权的人面前，在朋友面前，在商业利益面前，容易用言语文字作一些无原则的吹捧。我害怕自己变成这样。突然想起蒙田的某一篇随笔中引过贺拉斯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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