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晓华

这个题目在我们这里酝酿了很久，它显然决定了对毕飞宇的叙述角度，在一段时期，我们有些怀疑“短篇精神”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能够成立。接触毕飞宇的小说是在十年之前，后来，他的中篇小说《叙事》、《楚水》、《雨天的棉花糖》等等以及长篇《上海往事》、《那个夏季，那个秋天》都曾经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些变化，终于有一天，我们与毕飞宇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谈话似乎都集中在他的短篇上，毕飞宇是一个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的写作者，他对短篇的理解以及短篇在他手中的变化让人觉得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短篇成了毕飞宇的短篇，毕飞宇的短篇这一实体超越了短篇这一个形式的框子而成了一种精神现象。

在当今中国文坛，短篇小说还是处于中心地带的文体，当然，也是一种在理解上歧义较大的文体，不过，再怎么分歧，大家总是有着某种好像无需明言的“默认”的，至少，我们都是在“现代短篇小说”这个大的框架下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排除了西方的传奇故事、民间故事，也排除了中国的话本、文言笔记和志人志怪的，倘若再严格一点，还可以排除一些在现代时段创作的、对上述叙事传统进行有意和无意模仿的虚构性短篇幅的文本。从我们个人感觉出发，乔伊斯·卡洛尔·奥茨和哈利·伯纳特转述的罗伯特·戈兰·戴维斯对现代短篇小说的看法很有道理，前者在回答什么是短篇小说的性质时说：“它没有单一的性质，而只是多重的、不同的性质，就像我们各人的个性不同一样，我们的个性所做的梦也不会相同。没有什么规矩可循。”（《短篇小说的性质》，《短篇小说写作指南》第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后者说法更简洁，他认为每一篇短篇小说都在提出和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一种人是怎么经历的那么一种境况？”（《短篇小说之我见》，向上，第40页）毕飞宇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呢？在短篇问题上，毕飞宇总是“向前看”的，充满着一种创造的欲望。毕飞宇从不保证他的作品里有完整的“三要素”，不会为我们“塑造”“典型”的人物，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么它们也只是一种“谎言”与“骗局”。精神总是有力量的，我觉得毕飞宇的短篇真的可以称得上“力透纸背”，因为已经透过了纸背，所以就不能只看正面，得到背面去读。比如近作《唱西皮二簧的一朵》讲了一个近乎“轶事”和趣闻的故事，来自乡间的唱青衣的一朵经过多年的调教慢慢火起来了，就快上“星”级了，忽然有一天她的同伴发现剧团对面的一个卖西瓜的女人长得酷似一朵，卖西瓜的似乎也知道这一点，整天在剧团里进进出出：“它使一朵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错觉：除了自己之外，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自己。要命的是，另一个自己就在眼前，而真正的自己反倒成了一张画皮。”一朵受不了，她让她的一个叫“疙瘩”的崇拜者将那个女人“摆平”，她“不想再看见她”。故事里有许多感性的东西，写得很饱满。毕飞宇想干什么呢？其实，他想问一个问题，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人们能够面对些什么？经过他在这个短篇中的试验，答案是残酷的，人连自己都不能面对，不能正视。毕飞宇使用了一个对象化的手法，它让“一朵”对象化为“卖西瓜的女人”，这是一个聪明的短篇技术，不落痕迹，瞒天过海地将一个一分为二的设置变成了原本就是二的客观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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