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谈合作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利害，二是条件。有利害才有合作的动机，人们通过合作以趋利避害，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规避危害，减少损失；有条件才能实现合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信任的起码氛围，需要谈判，有合适的沟通话语。

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是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的。但即使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依然存在相应的文化条件，就是说，理性人之间存在着完全以利害为归依的文化，没有其他的“杂念”，而且可以用彼此通晓的话语谈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纯粹的理性人和理性文化条件是不存在的。真实的合作发生，应该伴随更为复杂的文化条件。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方面是愤激之词，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从民族国家角度讲的。其实就社区范围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是很能合作的，甚至可以说，合作是他们大多数人生存的必要形式。在生产层次上，漫说水利灌溉、房舍的修建，就是一般日常的活动，也经常渗透着合作，比如耕作、收获时的劳力和畜力的互换，看青的协作等等。在生活层次上，合作的几率就更高，别的不说，就说乡间的社火戏乐，拜神祭祀，没有高等级的合作与组织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许多乡间的民间组织，从宗族到乡社，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乡间合作共同体。

毋庸置疑，传统时代农民的合作是建立在儒家所谓的“亲亲”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按亲缘和地缘规定的亲近程度，决定合作的深度。亲近程度高的人，合作的可能性高，反之亦然。显然，对于这种合作的发生，传统时代盛行的儒家伦理和礼仪仪式构成了相应的文化氛围，诚信建立在彼此“一家人”的前提上，又得到仪式的强化。在这种条件下，沟通自是最便捷的，因为不存在任何话语方面的障碍。尽管如此，合作还是存在规模和农民个体状况上的差异。因为即使在熟人社会“自家人”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及其家族的受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客观地说是分梯度的，信誉好、能力强的人，发生合作的机率肯定会高一些，反之，则不容易寻求合作者。数个家户之间的小规模合作实现较易，农户自己就可以操作，而比较大规模的合作则需精英的参与。一般来说，精英不仅威望高，具有可信性，而且拥有话语的解释权，所谓知书达礼（理），可以熟练地运用令农民信服的语言来说服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天然的谈判能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精英出头，群起响应是必然的，即使那些本不情愿参与合作的人，也会迫于群体的压力，选择从众。晚清时节，信仰基督教的教民，有不拜偶像的借口，按教会的规定是不许参加村民的戏乐活动的，所以也无须交纳这些活动分摊的费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除非有教会的强力干预，一般的教民还是选择参加活动并交纳戏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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