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
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郎。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做“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的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的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Peking Opera(北京歌剧),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带着木枷的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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