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2年我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被定为官方教材使用文字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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