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

1995年年底，我带着“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稿《历史深处的忧虑》回国，其实当时连书名都还没有。

书稿内容基于我作为平民在美国的体验，讲述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向中国朋友介绍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利”概念，更强调美国民众为此在不同时代怎样支付不同代价。我还记得，作为一个普通新移民，写作有很放松的一面，同时，在国内的经历又无可避免成为一个背景，致使写作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重”的心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用轻松笔调让文字自然流淌。新一代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会有如此心情。今天回头去看，这不是“个人事件”，它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我们成长的年代，适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一度完全挤压了个人空间，这类话题也就长期成为禁区。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人对自由开放的急切要求还不同步，形成了社会的焦点之一。虽然这本书不是对个人自由的盲目呼唤，而是在介绍个人权利理念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些命题中蕴含的社会两难困境：在必要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同时，社会和民众也被迫在“安全”与“自由”的冲突中不断权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难题。这一点，在今天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期之后，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1996年的中国社会还在一个门槛上，这样的话题虽不再是绝对禁区，却仍然敏感。对于作者来说，历史甚至现实的负担也都还在。所以，当时的写作心情，其实也在无形中预示寻求出版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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