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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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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罗家伦女儿罗久芳纪念父母的文集。先浏览了出版后记。作者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读罢,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和中央大学(1931年至1941年)校长,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推手。罗家伦以他三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多年游学欧美的见识和过人的魄力才干,给梅贻琦继任主持清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样,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故国后人所了解。这本书面对的不是学者、研究者,而是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它也不是对先人歌功颂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让我们有机会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辈和他们的旧时代。那个时代并不因其远去就和我们毫无关联,它是我们经历的新时代的母体。例如,罗家伦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我们现在年年还要纪念的五四运动。

罗家伦

我们看前辈学人,会有个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正襟危坐的模样,便以为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形象,而忘记他们也曾经年轻,曾经也是嬉笑怒骂、活蹦乱跳、口出狂言的毛头青年。读到书中对“五四”的描写时,不由想起自己中学的教导主任杨漱敏,她是九三学社创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视眼,一头短短的白发。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她主动向我们回忆当年的亲身经历。当年那些课本上的说法我都忘记了,留下印象的就是亲历者的细节,说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会儿要跑,就拼命跑,要站住,就满街挤个水泄不通。小姑娘杨漱敏最惊讶的是,看着两个男同学被挤得跳进了街边一口大大的空铁锅。还有回到学校又如何兴奋得很多日子静不下来。这让我知道这些事件不是历史课本上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参与者多为比我当时大不了几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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