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表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平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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