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闻名的著名戏剧艺术家)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此时的北洋军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不时地需要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乱世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的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专使们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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