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送别故人。

建国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份，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像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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