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是在1958年夏天——我和我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从华盛顿州的雅基马搬家到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郊区的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找到一座老房子，每月房租两百美元。为了有钱搬这次家，我不得不向一位药剂师借了一百二十五美元，他叫比尔·巴顿，我帮他送过处方药。

这也正好说明了我和我妻子当时一贫如洗，我们必须设法对付着过日子，然而计划好的，是我会去当时叫做奇科州立大学的地方上课。但就我所记得的，在我们搬去加利福尼亚寻找另外一种生活和企图在美国馅饼中分得一块前很久，我就想当作家。我想写作，想什么都写——小说就不用说了，另外还有诗歌、剧本，给《野外体育》、《真实》、《奇闻大观》、《罗格》（当时我看的几份杂志）写文章，为本地报纸供稿——只要涉及把单词放到一块，写成一篇文字通顺的东西，除了我还有人感兴趣，写什么都行。但是我们在搬家时，我从骨子里觉得我必须受点教育，才能继续我的作家之路。我当时把教育看得很重要——当时比现在看得重要得多，我敢肯定，不过这是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些，也受过了教育。要知道，我们家以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说起来是没一个人上得高过义务教育规定的中学八年级。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

所以跟这种接受教育的欲望一起的，我还有种很强烈的写作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强烈，再加上我在大学中得到的鼓励和获得的洞察力，在“正确的判断力”和“冷酷的事实”——我生活中的“现实”一次次告诉我应当放弃，别再做梦，安静地继续前行，去做点什么之后很久，我还是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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