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最痛苦的人是士大夫。

士大夫在两宋的地位很高，而且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他们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也都理所当然地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蒙古人把这一切都毁灭了。天下固然已经不再是华夏文明的天下，他们自己也今不如昔。按照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地位甚至还在娼妓之下。

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不过，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流传甚广也甚久的说法其实缺乏充分证据，大元当局也从未想过要用什么方式来羞辱儒生。他们只是杜绝了汉族士大夫成为帝国高级官员的可能性，至于这些人失去了政治前途之后会怎么样，是否继续作为精英集团和社会贤达而存在，则不在考虑中。

漠视而非蔑视，可能是更准确的表述。

但不管怎么说，儒生主要来自汉人和南人，即帝国的三等和四等臣民。这种族群地位的法律界定在过去的征服王朝中从未有过，不能不让人感到压抑。要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区分族群的标准在文明程度。文明的是华夏，不文明的是蛮夷，华夏是优越于蛮夷的。现在，蛮夷们仅仅因为实际上或者传说中的血缘甚至投降的先后，就高踞于儒家士大夫这些人中龙凤之上，怎么能让他们心情舒畅？

何况还有户计。

户计又叫诸色户计，是元帝国的一种统治手段。具体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和其他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为各种户计。比如当兵的叫军户，打猎的叫猎户，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叫匠户，种地务农的叫民户。户计一旦确定，必须世代相承不可变更，哪怕后代的职业和身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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