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夏坚勇那《寂寞的小石湾》。

我相信，当夏坚勇先生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沉重甚至有些悲愤的。因为对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江阴抗战，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竟“不着一字”，典史阎应元的坟茔自然也是无处可寻，正所谓“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官修史书总难免势利，像阎应元这样的“正科级干部”命中注定只能身后寂寞，似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相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 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份；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无疑是太费商量的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只有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其他人呢？对不起，恐怕是利则趋之祸则避之。这前提，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原本有利害，有祸福。匹夫们却没有。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那么，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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