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非典型腐败”，就是看起来不像是腐败，或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上述由“潜规则”导致的腐败，就是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你想吧，杨巡抚接到张藩台汇报以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山西的腐败怎么如此严重”，而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可见这种腐败在杨巡抚的眼里，是不能算作腐败的。相反，揭发这种腐败，才是荒唐。一种腐败到了谁揭发谁可笑的地步，就不好算是“典型腐败”了。因为明也好，清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朝代也好，并非什么腐败都不反。比如科场舞弊泄露考题，或者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类，就不会有人认为不该揭发，也不会有人胆敢隐瞒包庇，除非与自己有极大的干系。但即便隐瞒包庇，也要担天大的风险，而且事发以后也很少有人同情，幸灾乐祸的倒大有人在。这类腐败，就是“典型腐败”。

前面说的借款集资招待钦差一类则不同。如果不是虞专员自己不守规矩，碰巧林县长又是一个并不好惹的奸猾老吏，这事就根本不会有人揭发。而且揭发以后，大家还不以林县长的做法为然，可见大家都不把这事看作腐败。不过，这种做法虽是成规，毕竟犯了王法，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因此又不能说不是腐败，只是不够“典型”而已，所以叫“非典型腐败”。

非典型腐败的表现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陋规”，也就是吴思所谓“潜规则”。陋规也是老早就随处可见的。不但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正式的名称叫“程仪”，也就是“路费”的意思）；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也要送礼送钱。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了。这些下级官员到上级部门去办的事，可都是公事。给公家办事还要自己另外掏腰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中央设立各部，地方设立各司，原本就是办公的。这些“公务员”拿着国家的薪水不办事，要办还得另收费，天底下又哪有这样的道理？送路费就更没有道理。上级官员离境时，地方上早就备好了车船，也不用交住宿费，要什么“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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