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其公认形式），也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也就是说，只要一发生权力关系，就立即想到要进行赎买，或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份内职责，自己提出的也是正当要求。这就和典型腐败不一样。典型腐败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网开一面，或者通风报信，甚至指鹿为马，总之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走前门，只不过请你按照规定把门开一下。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开不开，我说了不算，便只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实并无“非分之想”。它甚至只是一种“习惯动作”。一看见有人把门，就习惯性地把红包递过去。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惯例，成了规矩，因此也叫“规礼”、“陋规”（即所谓“潜规则”）。陋而成为规，腐败而成为习惯，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和规矩虽然不是典型腐败，也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其实，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第二，权力的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成为全民的共识；第三，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首先是集权。两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社会，也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政权、产权和人身权利，也包括荣誉、地位和生存条件，一切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皇帝有权杀大臣，父亲有权卖子女，丈夫有权休妻，县官有权加税。反正谁有权谁是大爷，谁没权谁是孙子。于是，有条件的就攫取权力，没条件的就赎买权力，既无法攫取又无法赎买的就只好任人宰割和鱼肉。权力，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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