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邪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强。

——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南街村是个谜。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尔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的农村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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