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七月革命后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是《高龙巴》和《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出发到西班牙旅行，革命的爆发并没有中止他在异国的游历。作为这次游历的收获，他写了三篇关于西班牙风俗人情的报道：《斗牛》《一次死刑的见闻》和《强盗》。在这里他对政治社会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完全像一个猎奇的游客，以鉴赏的态度把当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斗争的西班牙，仅仅描写成一幅轻松有趣的图画。在作者笔下，流血事件并不可怕，像儿戏一样，死刑的执行也不残酷，似乎还颇有人情味，强盗没有一个是凶残的，他们不过像恶作剧的顽童，甚至有些可爱。虽然作者避开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但是却的确从西班牙风土民俗中发掘了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沾染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恩怨分明和不计功利的风气等等，并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和调侃的笔调加以描写，奠定了这三篇报道独特的基调。这种基调后来又进一步在梅里美第二阶段的中短篇小说中发展为一种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叙述粗犷强烈、震撼人心的事件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班牙之行，的确是梅里美第二阶段创作的起点。

梅里美后阶段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决定于梅里美在七月革命以后阶级地位的变化。七月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也中止了梅里美在复辟时期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创作灵感。他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也有了变化，他不再是当局的反对派，而是与七月王朝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有朋友在政府里担任要职，而且自己也成了政府官员。因此，他也不再从新的银行家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中汲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素材，他的创作量较之1829年至1830年有了锐减。而且，在这一时期，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远离现实的政治，有意把作品的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降到最低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1837年写的《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一个青年在结婚前夕无意中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铜铸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这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闯进了房间把青年活活地勒死。小说的表现手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主题抽象，只具有某种含糊的唯美主义的寓意，作者似乎要说明美是认真而严肃的，它要求人对它绝对忠实。尽管梅里美后阶段的小说缺乏对现实的针对性，但是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发展了在《马铁奥》和西班牙书简中的主题，在著名的小说《高龙巴》和《卡尔曼情变断魂录》中追求某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立的强有力的个性和资产阶级道德体系之外的人物形象，在银行家统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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