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欧洲列强和诸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时常爆发冲突。在此期间,《维亚纳条约》(1815年)及其各种补充,逐渐替代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9年)及其不断变化的补充和修正条款;那些漂洋过海的船只,将欧洲的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人类的知识不断增长,在欧洲国家或欧化的国家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不过,这种知识的进步与政治生活是没有联系的。
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这种知识的进步既没有对政治产生任何直接的、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对民众的思想产生太大的刺激。这些进步直到公元19世纪下半期才逐渐显现出来,并且主要是在那些繁荣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小世界里默默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英国人所谓的“有产绅士”,那么科学方法就不会在希腊开始,其在欧洲的复兴也就无从谈起了。在这时,虽然学院促进了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却不是最主要的。事实上,进行各项研究最主要的是得到资助,而资助的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对发明的促进和支持作用不大,除非它受到某种独立精神的鼓舞。
我们知道,公元1662年时伦敦皇家学会的成立以及伦敦皇家学会为实现培根的《新大西洋岛》的梦想而付出的努力。至公元18世纪时,在物理方面,人们已经能够很清楚地解释有关物质与运动的一般概念了;数学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设备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自然史的分类也获得了更新发展;解剖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开始进行伟大的地质学研究工作——对岩石记录进行阐释,地质学的设想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后来列奥纳多·达·芬奇还做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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