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欧洲列强和诸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时常爆发冲突。在此期间，《维亚纳条约》（1815年）及其各种补充，逐渐替代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9年）及其不断变化的补充和修正条款；那些漂洋过海的船只，将欧洲的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人类的知识不断增长，在欧洲国家或欧化的国家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不过，这种知识的进步与政治生活是没有联系的。

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这种知识的进步既没有对政治产生任何直接的、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对民众的思想产生太大的刺激。这些进步直到公元19世纪下半期才逐渐显现出来，并且主要是在那些繁荣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小世界里默默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英国人所谓的“有产绅士”，那么科学方法就不会在希腊开始，其在欧洲的复兴也就无从谈起了。在这时，虽然学院促进了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却不是最主要的。事实上，进行各项研究最主要的是得到资助，而资助的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对发明的促进和支持作用不大，除非它受到某种独立精神的鼓舞。

我们知道，公元1662年时伦敦皇家学会的成立以及伦敦皇家学会为实现培根的《新大西洋岛》的梦想而付出的努力。至公元18世纪时，在物理方面，人们已经能够很清楚地解释有关物质与运动的一般概念了；数学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设备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自然史的分类也获得了更新发展；解剖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开始进行伟大的地质学研究工作——对岩石记录进行阐释，地质学的设想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后来列奥纳多·达·芬奇还做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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