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即使在其摄影艺术知名于世的今天，田益宾对艺术家这个称号仍会感到不习惯。如果把艺术家看作社会分工中的一种职业和身份，这个称号对他来说的确太正式也太窄小了。田益宾之于艺术，只是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玩罢了，他玩得开心、玩得投入，结果就玩出了一点名堂。在他那里，生活、艺术、玩是一回事。耶稣说：“除非你们改变，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田益宾就是像孩子一样赤条条走进艺术这个人间天国的。

按照某种看法，在今天做一个艺术家，似乎不可避免地会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是所谓影响的焦虑，面对强大的传统，每种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好像已被穷尽，使得任何真正的突破和创造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是竞争的焦虑，面对无情的市场，每个艺术家好像必须浴血奋战，方能在众多同行中杀出一条成功的路来。但是，在田益宾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两种焦虑。正因为毫无艺术家的角色意识，他的心态极其轻松自由，既没有艺术史的学术负担，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功利负担。依我看，正是这种“无知”和“无欲”成全了他。

影响是一个学术问题，竞争是一个商业问题，二者都是非艺术的。艺术家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十分单纯，其间既没有观念的阻隔，也没有利益的干扰。让批评家去讨论你的作品的学术价值吧，让经纪人去运作你的作品的商业价值吧，至于你自己，你只须把你的生命敞开，让它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而这正是最佳的艺术创作状态。

现在来回顾，从《舞过三八线》到《我们的纽约》，田益宾最近几年的摄影创作似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其间贯穿着清晰的逻辑。然而，这只是事后的诠释。事实上，当他2005年偷藏着违禁的照相机，作为旅游者跨越边境进入朝鲜的时候，他对于自己会遭遇什么全然一无所知，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创作计划。他所拥有的只是孩子般的快乐、历险、好奇、顽皮的心情，对于他来说，一切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都将是生命的奇遇，富有诱惑力。他用好奇的目光捕捉一切，又用顽皮的目光挑衅一切，从而使他由此开始的这一趟旅行充满了不确定性，即兴的奇思异想层出不穷，自相连接，成就了他自己未尝料到的艺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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