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由北而南后，好些从事写作的朋友，感觉国家应付这个问题的庄严性，和个人为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忱，兴新的工作的渴望，都干脆简单，向各战区里跑去。有的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来往于南北战区最前线，或转入沦陷区，随同游击队活动，日子虽过得异常艰苦，精神实很壮旺，或经常有作品发表，或在准备中有伟大计划等待实现。有些人又因为别有原因，从前方退回来，转到几个大都市里住下，用“文化人”身份，一面从事写作，一面还可参加各种社交性的活动，日子似乎也过得忙碌而紧张。又有人退回到原有职务上，或从政经商，或埋头读书，虽然对写作已息手，因为明白了“持久战争”的意义，从抗战建国广泛解释上，过日子倒也还心安理得。就中却有几个朋友，前线奔走三年后，在都市文化人中又混了二三年，再退到一个小地方来消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事印象时，不免对于写作感到厌倦与灰心，且对文学本身表示一点怀疑。战事结束后，这种情形且更显著怀疑的是用文学作为工具，在这个变动世界中，对于“当前”或“明日”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义？具有这种心情的作家，虽只是个少数，但很可能在某种情形下，逐渐会成多数。平时对文学抱了较大希望与热诚，且对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这点怀疑的种子发芽敷荣，不特将刺激他个人改弦易辙，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为这种情形，还会影响到新文学已有的社会价值，和应有的新进步。

试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种因习的文学观实困惑人，挫折人。这种文学观，在习惯中有了十多年历史，已具有极大的势力，不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够支配作家的“出路”。一般作家虽可以否认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实无从否定它的“存在”。我们尽可说这是比较少数论客的玩意儿，与纯粹而诚实的作家写作动机不相干，与作品和历史对面时的成败得失更不相干，然而到我们动笔有所写作时，却无从禁止批评家、检察官、出版人和那个分布于国内各处的多数读者，不用“习惯”来估量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且决定它的命运。这种因习文学观的特性，即“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作家的怀疑，即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实各有异见。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结终是在这个现状继续中，凡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既无从说明，无从表现，只好搁笔。长于政术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缘时会容易成为场面上人物。因之文学运动给人的印象，多只具一点政策装点性，再难有更大希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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