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同博士一样,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今天大学里的教授,都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恐怕还是从日本转口输入的。
在中国古代,教授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然而,成了舶来品以后,至少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教授都是一个显赫的头衔。虽然没有法子让他定个几品官,然而一些教授却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身子在北京,眼里看的、心里想的却在南京。有朝一日风雷动,南京一招手,便骑鹤下金陵,当个什么行政院新闻局长,或是什么部的司长之类的官,在清代恐怕抵得上一个三四品官,是“高干”了。一旦失意,仍然回到北京某个大学,教授的宝座还在等他哩。连那些没有这样神通的教授,工资待遇优厚,社会地位清高。存在决定意识,于是教授就有了架子,产生了一个专门名词:“教授架子”。
日军侵华,衣冠南渡。大批的教授会集在昆明、重庆。此时,神州板荡,生活维艰,教授们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想尽种种办法,为稻粱谋。社会上没有人瞧得起,连抬滑竿的苦力都敢向教授怒吼:“愿你下一辈子仍当教授!”斯文扫地,至此已极。原来的“架子”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去“摆”了。
建国以后,五十年代,工资相对优厚,似乎又有了点摆架子的基础。但是又有人说:“知识分子翘尾巴,给他泼一盆凉水!”教授们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到了十年浩劫中,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齿于士林。最后沦为“老九”,地位在“引车卖浆者流”之下了。
二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天日重明,教授们的工资待遇没有提高,而社会地位则有了改善,教授这一个行当又有点香了起来。从世界的教授制度来看,中国接近美国,数目没有严格限制,非若西欧国家,每个系基本上只有一两个教授。这两个制度孰优孰劣,暂且不谈。在中国,数目一不限制,便逐渐泛滥起来,逐渐膨胀起来。有如通货膨胀,教授膨胀导致贬值。前几年,某一省人民群众在街头巷尾说着一句顺口溜:“教授满街走,××多如狗。”教授贬值的情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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