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

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校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校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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