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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